2018年10月24日上午10：00-11：30，我系教师黄婷在九龙湖文科楼四楼哲科系会议室举行的留学归国人员成果汇报会上做主题讲座。welcome欢迎光临威尼斯公司党委书记李涛、哲科系系主任夏保华，戴正农、张学义、许敏等教师，及科技哲学专业部分研究生出席了讲座。
黄婷老师自2017年9月1日至2018年8月31日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访学一年。此次讲座，黄老师将在兰卡斯特大学研修期间所做的七场报告以“深度技术时代美学生存的可能性”为主题进行了逻辑再现，详细展现了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路径。
黄老师把哲学批判的起点落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对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和《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文本解读，她认为海德格尔把技术与艺术先验化了，错失了技术与艺术的实践品性。从对德里达的现象学还原的分析，她提出德里达的解构中蕴含着人之原初技术性与艺术性的思想，正是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勒提出了人出现在“谁-技术”的延异结构中，技术作为谁的替补时间性地塑造着谁，既是对谁的遗忘也是对谁的超前的思想，因此人也是在“超前-遗忘”的一般结构中区别于自己的过去（动物）和走向新新人类的。
通过对“数码”（digit）的词源学分析，黄老师批判了海德格尔“当下上手状态”和“现成在手状态”的二元划分，并赞同德里达所谓海德格尔的“人手至上论”（‘humanualism’）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种呈现这个结论。
通过对乐器的现象学分析，黄老师认为在实验仪器与乐器的二元区分之前，它们都服从于从延异的一般结构，都以空间性、间隔性为前提，由此也引发对作曲-编曲二元划分的批判。
通过对福柯“自我技术”的分析，黄老师提出了适度原则在技术进化中的关键性和集技术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个体如何在实践中达至审美生存的。但她同时指出，福柯的“自我技术”方案并没有思及个体技术与社会技术、自然（物质）技术的沟通与融合问题。
因此，通过对斯蒂格勒、维希留速度政治学的分析，她指出了当下时代技术发展的境况是，自然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社会技术和自我技术，自然技术的超速进化，构成了对文明本身的挑战，由此产生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速度帝国，带来超前性问题，如当前对人工智能的担忧。因此，重要的是以适度原则寻找三种技术以及三种技术内部的“遗忘-超前”结构的合适张力。
最后，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记忆与回忆二元区分、胡塞尔第一记忆与第二记忆二元区分的批判，她指出遗忘-超前的延异结构，是所有记忆在进行区分前以及记忆与回忆在进行区分前的一般结构。通过引进斯蒂格勒第三记忆的分析，她指出，作为遗忘与超前的延异结构的展开状态，意味着新兴的第三记忆——人工智能不太可能发展出与人类一样的情感能力（科幻片《西部世界》的景象不太可能出现），但却会挤压人的情感能力，而人文反思即是反思如何以适度原则同时减缓对人的遗忘和超前。
报告会上，黄婷老师同与会的各位老师与同学进行了深入而热烈地交流，夏保华教授等在座师生在点评中对黄老师在讲座中展现的现象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路径表达了浓厚的兴趣，指出这个研究路径对当下技术问题进行了颇具独特性的揭示，对技术发展的未来方向做了有益尝试。会议最后，李涛书记对黄婷老师一年来的访学成果予以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今后可以多多开展此种访学报告会，以此促进经验交流推动学术发展。
（哲学与科学系汪一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