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力量是发明创造的主要驱动力
——访welcome欢迎光临威尼斯公司哲学与科学系副主任、江苏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夏保华
2014年04月28日 14: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记者 张春海 吴文康
关键词：自主;力量;发明;创造;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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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欢迎光临威尼斯公司哲学与科学系 副主任夏保华，是较早地注意“发明哲学“的国内学者。对于发明创造特别是我国古代的发明，他有与众不同的认识。
夏保华告诉记者，人的创造力的迸发，是主要依靠外力的促进和激发，还是主要依靠人自己内生的自主力量的驱动。我相信后者应是我们相关社会政策制定的逻辑基点，我们的相关社会政策不是要着力提供一个又一个诱人的“狭隘目的系统”，而应在创造基本条件，保障心灵创造的自由上下足功夫。
以哲学思考理解发明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曾指出，《发明哲学》是19世纪英国技术历史学家、发明家和工程师德克斯(Henry Dircks,1806-1873)的一部成熟之作。《发明哲学》是一部被遗忘的技术哲学经典文献,德克斯也是一位被遗忘的技术哲学先驱。发明哲学的学术价值何在？
夏保华：发明哲学是对发明的穷根究底的反思，用德克斯的话来说，就是“有关独创性发明的严谨的深思”。理论上讲，发明哲学的发展一定能够使我们与“发明现象本身”相遇，更自觉、更全面地理解“发明现象”。这里隐含着我们现在不真正或完全理解发明现象的判断，有人可能对此判断不以为然，他可能反问：我们做出了“发明”，我们怎么不理解它呢！我们人类从一开始特别是近代以来无时无刻不与“发明”打交道，我们怎么不理解它呢！事实上，熟知不等于真知。我可以引用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阿瑟（W.Brian Arthur）的一句话来证明。他说：“今天，‘发明’在技术中的情形就如同‘心智’或‘意识’在心理学中情形一样，人们乐于谈论它但不真正解释它是什么。” 所以，发明哲学研究一定有益于我们真正认识“发明现象本身”。
遗憾的是，发明哲学在中外尚不真正存在，但关于发明的哲学思考一直是有的，德克斯的《发明哲学》（1867）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部专论“技术发明”的哲学著作。该书具体讨论了发明的概念问题、划界问题、机制与模式问题、社会观问题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网：发明哲学对于我们认识古代乃至现代的技术发明，有哪些启示？
夏保华：从相关发明哲学理论看，我们在认识古代乃至现代的技术发明时，一定要处理好五个问题。
其一，发明的实践境域性与脱域性问题。一项发明是特定实践境域中发明，具有特定的用途，但其某些方面或要素又有脱域性和通用性。原有实践境域中的发明与脱域后的发明要素不能等同。
其二，技术发明的间断性与连续性问题。发明是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任何一项发明都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都是先前发明的组合，但它本身又是一个新综合，又衍生一系列改进。不能将它们等而视之，混淆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别。
其三，技术发明的大与小问题。发明的大与小是相对的，发明上不能“抓大放小”。德克斯曾指出：很少人做出发现，不多的人做出发明，而当代文明国家制造业的许多财富应归功于大量改进的结果。
其四，技术发明的实用性与艺术性问题。技术发明原理性的突破、功能的实现是重要的，但也不可忽略发明的设计环节。设计是诗意的发明，通过艺术构思、精心安排、巧妙修饰，使产品具有愉悦人和美的效果。真正的设计具有原创性、新颖性，它是整个发明实践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五，技术发明的价值性与破坏性问题。在研究发明的社会功能，不能忽视发明具体的负面影响。马克思特别关注由发明而造成的资本与劳动或曰发明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德克斯则特别关注由发明而造成的资本与发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中国古代的发明也与官方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得您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过关于中国古代赞美发明家的传统。不知道这是否是我国古代技术发明众多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您认为主要有哪些因素，促成了我国古代对人类有贡献的重大发明的出现？
夏保华：我相信，我国古代技术发明众多一定有其文化上的根据。中国被誉为技术发明的国度，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许多门类的技术，如冶铁技术、手工业技术、大型水利工程和水陆交通技术等都已取得重要的发明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特别关心“人伦”的思想家并没有忽略技术发明现象，譬如《老子》和《易传?系辞》，字数不过数千，但却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发明创物，它们对技术发明重视的程度可能超出了我们现代学者的想象力。
《考工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手工技术专著，该书不仅记载了先秦大量的手工生产技术以及相关制度规范，更可贵的，还蕴含深刻的发明创物思想。《考工记》明确提出后来在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圣人创物说”，其集中表述是：“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 在这里，《考工记》不仅将“创物主体”与“造物主体”相区别，从普通“工匠”中抽离出“智者”，而且还进一步将“智者”提升为“圣人”，将“创物主体”最终归结为“圣人”。如果说从“工匠”到“智者”的第一次提升主要是一种事实判断，那么可以说从“智者”到“圣人”的第二次提升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判断。
另外，对中国后世哲学发展影响极大的《易传》具有丰富的发明创物思想。可以认为《易传》已有了一个以“刚健有为”为特征的发明创物思想体系。它的“观象制器说”、“开物成务说”，“裁成辅相说”等发明创物思想在历史上有进步意义，在现今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导致中国古代技术发明众多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再特别强调一个方面的原因。我们通常讲，技术发明在古代社会多被封建帝王、知识分子视为“奇技淫巧”，不被重视。但不要忘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与国家治理有关的科学技术，都设有相应的官僚机构，并任命专门的官吏进行组织与管理。由此，有些官吏从国家需要和治理国务出发，从事发明创造工作。这些官吏发明家有高级官员，也有下级官吏。主要代表有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发明候风地动仪的张衡，研制水运仪象台的苏颂等。他们的发明多带有“官方”性质，在当时社会有较广泛的社会认同，有些获得皇帝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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